其实我是讨厌罗大佑的。确切地说，是讨厌过罗大佑的。
   
    那是高二和高三之间的暑假，也是我一生中最短的暑假----一半时间在学校补课，另一半时间在家里做题。不要以为我是个需要补课的孩子，从小到大，我的成绩一直位居三甲之内。补课这种事，就象人们总是摄入过量的蛋白质和脂肪却缺少矿物质维生素一样，一方面营养过剩，一方面营养不良，以至于小胖墩越来越多。我一直是个标准的听话的用功的好学生，在学习上很乐于当一个这样的小胖墩，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话题扯远了。在那个夏天破坏了我这种好感觉的是邵武，罗大佑，还有王杰以及他们制造出来的噪音。

    邵武是我弟弟，我一直对他直呼其名。他从小就仿佛是为了映衬我的存在而存在似的，除了点小聪明，我所具备的优点和长处他一概没有。后来他没能进入重点而是进了职校。

    就是这个人，把罗大佑这种异类分子带进了我的生活，带进了我们没有空调的家（这东西在当时尚属稀罕之物），在那个燠热的夏天和知了一起聒噪着，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

    那绝不是一种能让人安心看书的声音，而我又是一个对声音、光线、色彩很敏感的人。邵武对我的抗议置若罔闻，我于是认定他这是一种基于嫉妒心理的恶作剧，在讨厌他的同时理所当然地把左腔左调大舌头的罗大佑和声嘶力竭天下最伤心的伤心人王杰一并讨厌上了。对后者的讨厌延续至今，看来他是永无翻身之日了。

    那个夏天被迫听到的歌一首也没记住，或者说我自以为没记住，除了一首，《之乎者也》

    之所以记住了是因为恼羞成怒，我觉到了嘲弄。而今事过境迁，我接受了这嘲弄。
 
     一晃十年过去了。十年间，我从内到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罗大佑的看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我心目中完成了一个从小人到高人的转变。

     造成这转变的主观原因是自我发现和觉醒，客观原因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人，而他很喜欢罗大佑，他的女友也很喜欢罗大佑，爱屋及乌，不甘示弱，于是我也喜欢上了罗大佑。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文子喜欢吃爆米花，于是在我心目中它从垃圾食品变成了物美价廉；他听陈升，于是我也听陈升，并总结出一条定理：“如果一个男人又不好看又走调，他会被说成有思想有料；如果一个女人又不好看又走调，她只会被说成是无可救药。”

    其实走调有黎明的走法，也有罗大佑陈升的走法。就象一样是葡萄，能酿出酸涩难以下咽的劣质葡萄酒，也能酿出醇厚回味悠长的上等葡萄酒一样。后者的走调听在耳里不知怎的会酿出一种忧伤，在激昂的曲调里也好，在欢乐的曲调里也好，这忧伤贯穿始终，挥之不去。虽然常听不清楚大舌头们唱的是什么，但境界是到了。王国维不是说了吗，“词以境界为最上”，“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同样是唱《爱的箴言》，潘越云是小境界，罗大佑是大境界。

    一样的月光，照在十年后的那个夏夜，照在罗大佑身上，照在八万歌迷身上，也照在了更多无法亲历现场的人身上。青春在逝去。没有什么是比这更好的纪念了。也许还有高晓松，但他成不了一代人的偶像甚至是楷模。

    左近有人带了歌本和手电，显然是有备而来并且一首不落地从头唱到尾；还有一群穿白衣服的男孩女孩，在月光下举着蜡烛，象一群圣洁的大天使，比起唱最后一曲《明天会更好》同样穿白衣服的小天使们，我想，他们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比起当年那个讨厌罗大佑的好学生，他们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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